北京插画师王云飞称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盗用其5幅作品。负责该晚会视觉效果的导演彭宥纶就此回应称作者“千万不要学某些国内设计没有眼界和格局保守”。之后彭宥纶就其言论和盗图行为道歉，但措辞上只承认“借用”，称盗图与湖南卫视和天娱传媒无关，正与作者商讨赔偿事宜。（《北京晨报》1月3日报道）
常识告诉我们，“借”之所以不同于“盗”，是因为在“借”这一行为发生前，它征得了主人的同意，经过了主人的授权，而“盗”则往往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将他人东西据为己有，是一种偷窃行为。这一点是一个常识，毋须多言。然而，笔者想不通的是，赫赫有名的大导演，为何在“借”与“盗”的清晰界限中，模糊了自我，丧失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。
事实上，将彭导演的这番话放诸时代的大环境里细加考量，便不难发现：在知识产权意识尚未觉醒的当下，她的这番话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，其暴露出来的并不是“借”与“盗”在逻辑上的简单区分，而是整个社会版权意识集体匮乏的时代隐喻。
版权意识匮乏的集中表现在于“拿来主义”的极端盛行。网络社会里，人们有了更多的参考资源，按理说，这些应该成为人们研究与发现的重要材料，可“快”时代的人们，往往选择另一条捷径，将复制与粘贴娴熟运用，没有了自己的思考，更没有对原作品知识产权的足够尊重。
如果说人们的“复制、粘贴”行为源于投机取巧的惯有思维，那么，相关部门对这些行为的“熟视无睹”则从另一方面纵容了此类行为的滋长与蔓延。我国《著作权法》和《知识产权法》等都对剽窃、盗用、改编等侵权行为作了明晰规定，如《著作权法》第五章第四十六条规定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剽窃他人作品，以展览、摄制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的，应当根据情况，承担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。换言之，我国在保护民众知识产权上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，然而，层出不穷的侵权案件，却是对这些法律的极大反讽。我们需要反思的是：这些法律为何不被信仰，侵权的“恶行”为何一再得到鼓励？
由此隐约可以看出，法律的不被信仰，最关键的还在于这个时代版权意识的集体沦丧，执法监督的软弱无力。当人们既缺乏“自律”又没有“他律”时，所谓的版权保护、所谓的法律条款，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。而这，正是这个时代版权意识式微的集体病症。
